朱榔的一声令下...陈芥菜卤被紧急的运到了疫情区域，配合现在朱榔给制定的药剂，两种药剂融合在一起之后，很快就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第一名喝下陈芥菜卤的疫病百姓，慢慢的得到了健康，跟着有更多的人疫病百姓喝下了陈芥菜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喝下去之后，直接死了。

为什么，因为陈芥菜卤是含有青霉素的，但是有的是青霉素敏感，所以...只能死，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这里因为陈芥菜卤死的人，要远远低于疫病死的人。

就这样，疫病被强而有力的控制好了。

不过...此时的朱榔也是知道的，这次的瘟疫其实只是大明朝的开始而已，中国历史的灾害，不仅人祸上，其天灾的发生也是频繁的。

有人统计过，据说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两千一百五十五年中，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的水灾。

水旱灾害合计起来几乎是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譬如蝗灾、风灾、疫灾、地震灾害等等也都是不胜枚举。中国的灾荒频发，放在世界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其中大明更是各个朝代之最，据科学统计，明朝在二百一六年里一共发生了一千一百五十九次地震。

这其中尤以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五五六年发生在华县的八级大地震最为惨烈。此次地震共造成了八十三余万人的死亡，这应该是创下了世界地震死亡人数的纪录。

这场地震发生的时候正是深夜，波及的范围达到了大半个中国，十多个省份，二百多各州县，都有震感。建筑物顿时尽毁，到处是裂缝，其中甚至涌出了鱼物、船板。距离较近的渭南县城因此下陷一丈多。当时华山、终南山山鸣不止，黄河水因此澄清了数天。

关中地震之所以死亡人数超过世界纪录，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地震造成了洪水泛滥，以及洪水过后灾区大面积的瘟疫。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甘肃地震，红崖、清水诸堡死亡军民八百四十多人，“圮边墩八百七十里，裂东关地”。

天启二年，“九月甲寅，平凉、隆德诸县，镇戎、平虏诸所，马刚、双峰诸堡，地震如翻，坏城垣七千九百丈，屋宇万一千八百余区，压死男妇万二千余口。”

死亡人数达到一万两千余人，放在现在来看，这是非常重大的灾害。

仅仅四年后，也就是天启六年的闰六月辛亥，灵丘县从六月初五丑时，即凌晨一点至三点开始，一个月地震不止，日夜摇晃数十次，城墙和房舍早已经全部倒塌，因此而压死的居民达五千二百余人，往来的商人死亡更是不计其数。

明代前期则是地震活动的一个相对平静期。明朝中后期地震平均发生概率都在百分之三百五以上，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指标。

相当于每年发生的地震超过三次之多。尤其是明朝末期，地震频率最高，短短五十年共发生地震三百四十三次之多。平均概率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六百八十六，相当于每年发生地震近七次之多。

而这仅仅是地震，其他的灾祸更是数不胜数，大明朝276年发生了1001次天灾，也就是平均每年3.6次一年四季天灾不断。

受气候直接影响的“水灾”、“旱灾”、“雹灾”、“风灾”和“霜雪”，几乎占了明代天灾的一半，与“水灾”和“旱灾”相关的“瘟疫”和“蝗灾”又占去15。

主要还是因为明朝的气候问题，此时的明朝已经往小冰河时期变化了，要知道长期的寒冷气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水。一些气候理论认为，地表温度如果下降3°，大气水分将减少20，造成严重的干旱。

明朝的气温偏差还没有达到3°，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降水不规律，不仅旱情高发，水灾也同样严重。而且明朝的气温有较大的波动，有过明显的升降过程，这种气温变化趋势，在旱涝灾害的时间分布上有所体现。

根据现代对古代的灾害研究，将古代的灾害给定了级：

特大干旱：持续数月或跨季度干旱，或大范围严重干旱；

特大雨涝：舟行树梢，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黄河决溢：黄河改道，从决溢到堵口持续1个月以上，区域达数十县，受灾人口100万以上；长江特大洪水：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长，平地水深数尺；

特大淮河决溢：范围包括流域内绝大部分地区，持续一月以上，平地水深数尺；

从明朝的特大洪涝灾害整体情况可以看出，特大旱情要比雨涝、决溢等特大水灾多很多。特别是景泰到崇祯的141年间，特大干旱达到70次，是洪武到正统年间的5倍！严重的雨涝、决溢也远高于明朝前期。

次生灾害严重

旱涝灾害的频发会造成颗粒无收、流离失所，老百姓饥寒交迫。然而这只是灾害链的起始，它们往往会诱发更多的次生灾害。

其一，避无可避的蝗灾。

明代徐光启，视“蝗灾”为饥荒的三大元凶之一，并且指出了蝗灾多因“旱极”而起，危害也远甚于水旱。

徐光启的看法被现代科学证实，蝗虫产卵的最佳产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干旱时期水位消退，滩涂和裸露的河床给蝗虫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时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较低的植物为食，快速成长，紧接着再度繁育，然后在飞到其他地方寻找充足食物继续繁衍。这种恶性循环会让原本小范围的旱灾扩散为大范围的饥荒，农田、牧草乃至树叶统统被蝗群啃噬一空。

其二，可怕的瘟疫。

瘟疫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往往会成为旱涝灾害的重要次生灾害，而且在杀伤力上远比旱涝灾害更恐怖，救助难度也更高。

旱涝灾害时期，粮食短缺、家园破败，流离失所的人们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免疫力大大减退。再加上旱涝灾害时期气温变化剧烈，又兴起了各种传染源，很容易引发瘟疫。

首先来看水灾，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灾一旦发生，人们很难获得洁净的水源，而且洪水兴起时很可能从疫区或者土壤深层卷起病菌，快速感染人群。同时，在水灾中溺亡的人畜尸体难以快速掩埋，很容易腐败并滋生各种病菌和蚊虫，成为传染源。

其次是旱灾，同样是疫情的高发期。旱灾往往伴随着高温，人和牲畜缺少水源，他们虽然不会挨冻，但却会因中暑而亡。大量的尸体在高温下快速腐败，滋生和散播各种危险的病菌。此外，旱涝灾害都会加剧鼠患，这一重要的疾病传播源进一步加快疫情的扩散。

最可怕的当属“旱灾蝗灾瘟疫”的“组合拳”，仅明朝万历年间，就发生两起这样严重的“复合灾害”。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晋、陕五地大旱，而万历十四年又爆发了大蝗灾和大瘟疫；明万历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时发生大范围瘟疫和蝗灾。

而且灾情爆发时，总是有大发国难财的恶人们，他们或是私吞备灾的仓储，或是直接贪墨救灾钱粮，或是造假出售商品，或是囤积物资待价而沽，视天灾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时机。

朱榔是穿越者，他太清楚以后大明的灾难，和大明百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朱榔写出一份三万字的上表，要求朱元章一定要提前未雨绸缪。

首先兴修水利，防患于未然。

防灾是最佳的选择，从源头上消除天灾爆发的诱因，极大地降低其爆发几率。天灾并非完全不能避免，对于明代尤其如此。

明代最重的灾情就是旱涝灾害，它们也是所有灾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瘟疫无形、蝗灾不定，却大多因旱涝而起，消除了旱涝灾害，瘟疫和蝗灾就可以减少很多；

而旱涝灾害，无非就是降水的问题。虽然人们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区域，但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调节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暴雨骤降、海潮泛滥，可以用堤坝防堵；久旱无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积的水源。

朱榔要求在中央机构中，工部下设都水司，主导全国的水利工作，并将其分为“转漕”和“灌田”两大类。并明确了闸坝、堰圩等水利设施，实现涝时蓄水、旱时泄水。

并且全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关于水利建设的建议。还需要派出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设施，可谓是“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培养水利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