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二月，千叶县成田机场。

天空呈现出一种浑浊的铅灰色，像是被弄脏的抹布。细碎的雨夹雪打在候机大厅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模糊了停机坪上那些庞大铁鸟的轮廓。

大厅里暖气开得很足，广播声、行李轮子的滚动声、送别亲友的喧哗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名为“出国热”的声浪。

在这个日元极速升值的冬天，对于普通的日本中产阶级来说，海外旅行突然变得廉价而诱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去巴黎买LV，成了这一年最时髦的谈资。

但在北翼候机楼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三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显得与周围那种轻松度假的氛围格格不入。

高桥宏坐在冰冷的金属排椅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的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手背上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很紧张。

这种紧张不仅仅源于这是他第一次前往那个陌生的国度，更源于公文包里那份沉甸甸的使命。

“厂长，要不要喝点水？”

坐在旁边的年轻翻译小林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小林是刚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脸上还带着未脱的学生气，此刻正好奇地打量着四周那些穿着时髦大衣的旅客。

“不，不用。”

高桥摇了摇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感觉胃里像是塞了一块铅，沉甸甸的，什么都喝不下。

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那块有些磨损的精工手表。

距离登机还有四十分钟。

目的地：上海。

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那是一个只存在于黑白新闻纪录片和父辈回忆里的遥远名字。封闭、落后、充满了未知的政治色彩。

“高桥君，放松点。”

坐在另一边的老会计佐藤慢条斯理地擦着眼镜，语气平稳，“我们是去考察，又不是去打仗。听说那边的料理还是不错的。”

佐藤是西园寺家指派的财务监督，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仿佛永远没睡醒，但高桥知道，这老头算账精明得像个鬼。

“佐藤桑，您不知道……”

高桥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周围那些去夏威夷的游客听见。

“社长给的指标，太吓人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公文包的搭扣。

那里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张由大小姐亲手画的、线条稚嫩的白T恤草图。

另一样，是一张由西园寺修一亲笔签署的、拥有绝对授权的委任状，以及一张巨额的信用证。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道死命令。

“我们要的不是即使穿十年也不会坏的衣服。我们要的是即使只穿一季，扔掉也不心疼的衣服。”

“不用最好的棉花，只要最便宜的。不用最先进的机器，只要最听话的人。”

“成本，高桥。我要你把成本压到连名古屋的乞丐都觉得便宜的程度。”

这几句话像魔咒一样在高桥的脑海里回荡。

作为一个在“工匠精神”熏陶下长大的技术员，这种要求简直是在践踏他的职业尊严。制造垃圾？去国外制造垃圾？

但每当他想反驳时，就会想起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修一站在高台上，用钱砸碎了旧体制的画面。

如果不做垃圾，工厂就会死。

“请前往上海的旅客，到12号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

广播里传来了有些生硬的中文提示音，紧接着是日语。

高桥猛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有些皱巴巴的西装下摆。

“走吧。”

他深吸了一口气，提起公文包，像是提起了一把冲锋枪。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没有退路了。西园寺纺织的几百口人，都在等着这口饭吃。

……

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机身剧烈地颠簸了几下。

高桥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下方那片茫茫的东海。海面是深黑色的，波涛汹涌，与那个显得繁华且精致的东京渐行渐远。

机舱里很安静。

这趟航班上几乎没有游客。大部分是像他这样的商务考察团，或者是一些回国探亲的老华侨。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陈旧烟草味和某种廉价航空餐味道的独特气息。

三个小时后。

飞机开始下降。

高桥贴在舷窗上，贪婪地注视着下方的陆地。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片土地。

没有东京那种密集的、如同电路板一样整齐规划的街道。也没有银座那种即便在白天也闪耀着玻璃反光的大楼。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灰扑扑的色调。

低矮的建筑群像是一块块灰色的积木，随意地散落在浑浊的黄浦江两岸。大片大片的农田呈现出冬日的枯黄色，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荒凉。

这是高桥的第一印象。

“这就是……上海？”翻译小林在旁边小声嘀咕了一句，语气中难掩失望。

高桥没有说话。

他在那片灰暗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烟囱。

无数根高耸的烟囱，正向着灰白色的天空喷吐着浓烟。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烟雾交织在一起，虽然有些呛人，但那是工业的呼吸声。

那是曾经的日本，在昭和三十年代才有的景象。

原始，粗犷，但也意味着……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咚。”

起落架重重地砸在跑道上。

飞机滑行在虹桥机场有些坑洼的水泥跑道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机场大楼上挂着巨大的红色标语，虽然看不懂中文，但那鲜艳的红色在灰蒙蒙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

舱门打开。

一股湿冷的、带着煤烟味的空气涌了进来。

那是上海冬天的味道。

“欢迎！欢迎日本朋友！”

刚刚走出廊桥，几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就热情地迎了上来。他们满脸堆笑，手里举着写有“热烈欢迎西园寺纺织考察团”字样的纸牌。

为首的一个男人握住高桥的手，用力摇晃着，力度大得让高桥有些手足无措。

“我是上海纺织局的老陈！辛苦了！辛苦了！”

翻译小林连忙在旁边翻译。

高桥有些不适应这种过分的热情。在日本，商务接待通常是矜持而充满距离感的。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这种热情的来源。

那是看着“财神爷”的眼神。

在1986年的中国，外汇比黄金还要珍贵。每一个带着日元或美元来的外国人，都是行走的大熊猫。

“陈局长，请多关照。”高桥按照日式礼仪鞠躬。

“走走走！车子都准备好了！先去饭店！”

老陈热情地揽着高桥的肩膀，像是多年的老友。

走出机场大厅的那一刻，高桥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并不是因为繁华。

而是因为……自行车。

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像是一条黑色的钢铁河流，在并不宽阔的马路上奔流不息。铃声此起彼伏，汇成了一首宏大的、嘈杂的交响曲。

骑车的人们穿着清一色的蓝色或灰色棉袄，脸上带着被寒风吹出的红晕。他们的表情大多是麻木的，但在看到那辆来接考察团的黑色“上海牌”轿车时，眼中都会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羡慕和好奇。

那是一种对于物质、对于财富最原始的渴望。

这种眼神，高桥在东京很少见到。那里的年轻人眼睛里只有疲惫和虚无。

车子艰难地在自行车流中穿行。

“高桥先生，别看现在路有点堵。”老陈坐在副驾驶位上，转过头，一脸自豪地指着窗外，“那是我们的一纺厂，那是印染厂……上海可是全中国的纺织中心！只要是布，没有我们做不出来的！”

高桥透过车窗，看着那些红砖外墙的巨大厂房。墙上刷着“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工人们正推着满载棉纱的小车进进出出。

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正在苏醒的怪兽。

虽然它的动作还很笨拙，虽然它的皮肤还很粗糙，但那种庞大的体量感，让来自岛国的高桥感到一种本能的压迫。

“人工……”高桥突然开口，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这里的工人，一个月多少钱？”

小林翻译了过去。

老陈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个日本客人这么直接。

他伸出一根手指，又比划了一个圆圈。

“一百？”高桥猜测，“一百美元？”

一百美元大约是两万日元。这已经是日本工人薪水的十分之一了，非常便宜。

老陈摇了摇头，笑得有些憨厚。

“一百块人民币。”

翻译小林愣住了，他迅速在脑海里换算了一下汇率，然后脸色古怪地对高桥说道：

“厂长……他说是一百人民币。”

“那是多少日元？”

“按照黑市……不对，按照官方汇率，大概是……五千日元左右。”

五千日元。

高桥猛地抓住了前座的椅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