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和兵部尚书的一力推动之下，加征剿饷的诏令迅速传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接到这个命令，大明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都激动坏了。

要问这帮老爷们最爱干的公务是什么，那无疑就是征税了。

朝廷不征税，他们哪来的油水可捞？

北直隶，真定府府衙。

一个面容清瘦、看似儒雅的官员，正端坐在署衙大堂内，仔细研读着朝廷的邸报。

“朝廷每亩只加征九厘，这怎么能够？”

此人正是真定府知府俞文杰，他看着手上的邸报十分不耐，

“下面的百姓缴纳的多为碎银，成色不一。”

“府衙还得将其熔铸成锭上缴户部，这其中的损耗难道就不算进去了？”

一旁的幕友心领神会，躬身道：

“东翁明鉴。”

“火耗之征，自古有之，亦是维系地方运转所必须的税额。”

“如今剿饷紧急，熔铸、运输，耗费尤巨。”

“依在下看，这火耗……或可定为两成？”

俞文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淡淡道：

“两成？你最近改吃斋念佛了？”

“既要体恤朝廷难处，确保饷银足额及时解送；也得顾及府衙上下、各县同僚的难处吧？”

“改为三成！“

“务必晓谕各县，今秋一定得足额收上来！”

就这样，皇帝的命令还没出府衙，便被套上了第一层枷锁。

在下发的邸报中，朱由检明令各地每亩只得征收九厘银子，可到了真定府地方上过了一手，就变成了每亩至少一分一厘，甚至一分两厘！

多出来的三成火耗，则成了一种变相掠夺。

它将顺着知府俞文杰定下的调子，层层加码，直至绞死所有底层百姓。

但该说不说，像俞文杰这类只收三成火耗的官员，还属于良心未泯的。

在更为边缘贫瘠的陕西延安府，当地知府甚至一度将火耗提到了五成。

理由也很简单，边地银贵物贱，熔铸损耗甚巨。

巡抚孙传庭听了这个无耻的理由，气得差点拔剑砍了延安府知府。

他苦心整顿了大半年的吏治，这征税的邸报一来，顷刻间就要化为乌有。

陕西各地压抑已久的贪墨之风，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重新冒头。

无独有偶，在卢象升总督的宣府和大同，拿着圣旨的官员们肆无忌惮，打着为朝廷“征税分忧”的名义，大肆在民间搜刮。

去岁清兵入关，宣大的老爷们可是损失了不少财产，如今正好在百姓的头上补回来。

而卢象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他虽然爱民如子不假，但皇帝是君父，君父的命令他又怎么能违抗呢？

上行下效，大明朝的根基就这样被一点点蛀空。

很快，政令便下发到了真定府的获鹿县，知县杜逸凡对于如何加征，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子。

他深知在这官场上没银子铺路，必定是寸步难行。

上司俞知府定下了三成火耗，他也不好公然抗命，只得向下加码。

在大明，有关具体饷银的征收，最终还是要落到各里甲的甲长头上。

因此，杜逸凡便派人通知各村里甲的里长，态度十分坚决：

“朝廷加征剿饷，乃是平贼安民之急需！”

“尔等身为甲首，负有催科之责，务必按期足额收缴！”

“若有刁民抗缴，或无力缴纳者，按律当由尔等包赔，此乃国法，不容徇私！”

所谓包赔也很简单，就是一种基层赋税连带责任。

只要里甲内有人逃税，那么缺少的税额将由里长承担。

这种制度，就如同悬在各位里长们头顶的利剑。

虽然他们在乡间也算略有田产、家资充盈，但也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之辈，自然不肯承担他人的赋税。

为了转嫁压力，这些里长们便开始花样百出的对下勒索。

在获鹿县三元里，里长贺朗便规定，凡是来缴纳赋税的农户，除了正项和火耗银之外，必须额外再交一笔“跑腿钱”。

对此，他甚至还美其名曰：催促、登记、汇总、解送等工作，都需要上上下下交接打点，所以收些利息也无可厚非。

如果有农户不肯交这笔跑腿费，贺朗便故意拖延，不给他登记上票，或者登记了却压着不上报。

农户们拿不到官府盖印的完税凭证，便是欠饷，随时可能被衙役锁拿问罪。

许多百姓为了早日了解这桩祸事，只能咬牙东拼西凑，甚至不惜借那月息五分的印子钱，也要将这笔钱交上。

说起来，这跑腿费也就三五十文，或许在老爷们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但却是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这还不算完，征饷的最后一道盘剥环节，早就在县衙的户房等着了。

在缴完税银后，百姓们还需要在此开具“税银实收凭证”，才算走完了整套流程。

闷热的户房里，充斥着算盘声和嘈杂声。

具体经手造册登记、核验银钱的，都是些地位不高却手握实权的胥吏。

他们常年盘踞于此，熟悉各种规章漏洞，更是盘剥的行家里手。

农户徐开田，一个面黄肌瘦的汉子，攥着好不容易借来的银子，战战兢兢地来将其投入银柜。

他名下仅有十亩薄田，按照朝廷算法，正饷加火耗，应缴一钱一分多银子。

但当他拿到吏员递出来的单子，却发现上面竟要他缴一钱四分！

“差……差爷，这数目，是不是算错了？”“小的只有十亩地……”

看着手里的凭单，徐开田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那负责清点银柜的吏员头也不抬，冷哼道：

“错什么？”

“剿饷清册乃按户房存档编制，白纸黑字，岂能有错？”

“每亩正饷九厘，火耗三成，还有册费两文！”

“你有十亩地，册费便是二十文，折银一分，合计不正好是一钱四分？”

徐开田懵了，

“册费？啥是册费？”

吏员见他纠缠不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造册难道不用笔墨纸张？不用人力核算？”

“这钱难道要县太爷替你出？”

“要缴就快缴，不缴就滚，别耽误后面的人！”

“爷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对清册有疑问，想重新核对的话，那耗时可就长了，而且还得另缴一笔核对费！”

徐开田还想争辩，那吏员干脆把单子一收，丢下一句：

“下一个！”

便不再理他。

徐开田在县衙外徘徊了三天，求告无门。

眼看期限将至，他最终只能含着泪，把家里养的下蛋母鸡给卖了，才堪堪凑足了多出来的三分银子。

但户房的胥吏却不依不饶，又找他要所谓的“代劳费、加急费”等杂项。

徐开田前后多花了近二钱银子，才换回一张轻飘飘的完税凭证。

而他名下那十亩地，一年风调雨顺，刨去种子、耕牛、正税，所得也不过一两多银子。

如今各地都在闹灾，地里减产严重，这些额外的盘剥，几乎夺走了他大半年的收成。

在剿饷摊派的各个府县，像徐开田这样被故意刁难、拖延，最终不得不多缴数倍“正赋杂税”才得以脱身的农户，比比皆是。

有更倒霉的，被拖上两三个月后倾家荡产，只能卖儿卖女。

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上意，进一步搜刮民财，户部尚书程国祥又想了个法子。

他在奏疏中引经据典，以唐代曾收取“间架税”为例，建议向城镇居民开征“房屋门面税”。

而朱由检自然是从善如流，又来了个“暂借民间房租一年。”

经户部商讨后，由朝廷下发通知，规定不论大户小户，一律按临街门面，每间征税银一钱。

这道命令到了地方，更是给了各级官吏肆意妄为的借口。

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加码，规定每间门面内只要有房，就要征收税银一钱。

哪怕只是临街搭了个棚子卖炊饼，也得按“门面”交税。

无数引浆贩夫的升斗小民，纷纷被这突如其来的“门面税”逼的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就连被誉为首善之地的京师，城里的百姓们也是怨声载道。

他们不敢明着咒骂皇帝，只能像明世宗时，把年号“嘉靖”改为“家净”一样。

私下将“崇祯”改成了“重征”，并以童谣传唱。

嘉靖朝，家净光。

崇祯年，重征忙。

龙旗换马面，锅底映日光。

尽管民间已经是哀鸿遍野，但端坐在紫禁城里的朱由检却充耳不闻，只顾着沉浸在“三月平贼”的美梦里。

各地的民脂民膏相继押解到了京师，杨嗣昌精心规划的战略行动，终于等来了启动资金。

按照他的部署，两百多万两饷银被相继运往各省，开展招兵、练兵运动。

凤阳、泗州、承天三地，因其是老朱家的祖陵所在，地位特殊，各自分得了五千兵额的饷银。

他们的任务就是坚守不动，以确保大明龙兴之地的风水不被破坏。

这笔钱，多半用于加固城墙、修缮陵寝卫所，以及维持当地驻军的日常开销，与机动作战关系不大。

五省总督洪承畴，因其直面农民军老巢和关外威胁，责任重大，所以分得了三万兵额的饷银；

七省总理王家桢，由于负责统筹中原剿匪事宜，同样分得三万兵额饷银。

由于杨嗣昌意图换帅，所以这笔饷银暂时还留在京师，要等熊文灿上任后，才发下去。

这两部是计划中的追剿主力，饷银主要用于招募、训练和装备一支能够野战的精锐部队。

此外，凤阳、陕西巡抚，各分得一万人兵额的饷银；

湖广、河南巡抚，由于地处中原腹心，是流寇活动最猖獗的区域，也各自分得一万五千人兵额的饷银。

这些巡抚麾下的官兵，主要任务是协防与堵截，配合主力作战。

两百八十万两饷银被杨嗣昌分配的井井有条，但到了地方上的环节，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些沾满了百姓血泪的钱财，在流入各个军营的过程中，又遭到了层层克扣。

这年头吃空饷、喝兵血乃是常态。

名义上有一万额兵，但实际上能有七千足额，那便算主将清廉了。

而用于购置军械、甲胄、马匹的款项，也都被经手官员和将校们雁过拔毛。

军营里充斥着各种劣质武器，刀剑生锈卷刃不谈，就连长枪的木杆也都是些破烂货。

盔甲那就更不用提了，一件布面甲上能有几十铁片，都能算它做工精良。

可对于最底层的普通士卒们，他们却纷纷表示知足了。

装备再差能差到哪儿去，总比卫所里那些老古董强多了吧？

再说了，咱弟兄们总算是能领到饷银了，吃上皇粮了。